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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擦屁股”?  

2014-11-21 00:42:18|  分类: 社会热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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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擦屁股”?

 

正文开始前要说的是本文的标题自认有点“欠雅”。不过博主思之再三,觉得“擦屁股”是古今中外无论高官贵胄或贩夫走卒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必修功课,既不淫,也不邪,既非用于红头文件,也非用于外交文书,只要用得确切,而且传神,用之于博文标题也无妨。

言归正传以后,首先把民间说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与官方死不承认,而辩称之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对二者做必要的厘清。

1999年后的14年内,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从1071所增加到2491所,其中本科高校从597所增加到1170所;专科学校从474所增加到1321所,增加的倍数分别为2.33倍、1.96倍、2.79倍。从1999年至2012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数从4085874人增加到23913155人,增长了5.85倍。官方把上述“巨大成就”叫做“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民间和网上则称之“高等教育‘大跃进’”。

“大众化”与“大跃进”,二者只有两字之差,官方为何要对“大跃进”那么“严防死守”呢?个中缘由不言自明,因为“大跃进”的名声实在太臭了。它几乎成了浮夸、说谎、吹牛、反科学、弄虚作假的代名词。一提起它,就不得不想起千万骨肉同胞在短短的三年中成为屈死饿殍的惨景。

“大跃进”之所以产生那么严重的恶果,主要是因为当时主政者好大喜功,严重地违背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农业生产规律,进行了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到了下面又层层加码。省市县三级干部把粮食征购指标拔高到农民无隔宿之粮的程度,焉能不酿成千古少有的人祸?

人们把官方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称为“高等教育‘大跃进’”,就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当年“大跃进”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它们同样出于好大喜功,不讲科学规律。高等教育“大跃进”严重地违背了科学规律、教育规律,与1958年粮食“亩产20万斤”、用“小高炉”大炼钢铁如出一辙。

外国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中国高官认为罗马完全可以一天建成。他们认为只要圈地建大学城,盖起了大楼,把千百所中专的牌子翻成专科,把专科的牌子再翻成学院,不少学院百尺竿头又上一步,一鼓作气成了大学;此外,又通过把三、四所,乃至六、七所名不经传的三、四流本专科高校,加上一些干部培训学校拉郎配捏到一起,一所所“万人大学”(现在已经是四、五万或五、六万在校生的大学了)到处矗立在华夏大地的大江南北,于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任务就完成了。高官们经常引以自豪地说,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外至少百年以上才能完成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中国有句成语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种现象不仅在食品、保健品、药品、服装、建筑等各种产品中存在,在官员、教授、医生、工程师,乃至“大师”、“泰斗”等大活人中存在,在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的进程中亦复如此。

    例如在J省,1980年还是中专的××粮食学校,1981年升格为××粮食经济学院后,1993年更名为××经济学院,2003年又披上了××财经大学的黄马甲。23年的时间,从一所在全国中专中绝非一流的学校,比三级跳还要快地一跃而成拥有理、工、文、法、经、管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而且在本一批次录取。像这样“三级跳”的大学,全国可以举出几十上百所。

高等教育的先贤梅贻琦先生早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前中国的大学,大师就别提了,即使牛气冲天的北大、清华,有几个教授够资格称得上大师的?不过作为一所大学(包括专科),没有足够数量的教授、副教授,则是最被人小瞧的。可是教授是“金华火腿”,不是“泡菜”,不是三两天就能“出坛”上餐桌的。然而高等教育“大跃进”以后出炉的教授、副教授,不能说全部,但至少很大一部分是像速生鸡那么快“出笼”,像泡菜那样几天就“出坛”的。教授的多少是一所大学的“门脸”,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也需要用教授多多为自己治下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贴金。至于教师,任何一个人做梦都想当教授,因为教授职称与工资待遇、社会地位是捆绑在一起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学校、教师、地方政府“走到一起来了”。为了达到晋升教授的目的,不少人学术不端,不惜弄虚作假;学校睁眼闭眼;评审委员会则大开绿灯,最终取得三方“共赢”,从而出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

    这就是教授蜕变为“叫兽”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些翻牌大学,原来在中专时也就2000左右在校生的规模,在陡然翻牌后“速生”为数万学生的大学,师资必然捉襟见肘,以致出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暑假前报到的研究生、本科生,暑假后就登堂入室被推上教学第一线。

很多年前,出现过高校师生比过高的现象(最严重时曾达到1:7左右),但随着高等教育“大跃进”的狂潮逐浪高,目前则出现了过低(不少“211”大学也只有1:40),以致严重地影响教学质量。研究生的扩招也像脱缰的野马,到了“亩产20万斤”的水平。不少重点大学研究生的招生数都超过了本科生的招生数(因为在大学校长们眼中,研究生招得愈多,学校水平就“愈高”,就愈有“面子”)。以致出现一个导师指导20名以上博士生,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奇葩,连克莱登大学毕业的方鸿渐教授都得去指导博士生了。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教学中则必然出现“教授不教”,和不得不像“翻牌大学”那样“廖化作先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用“大跃进”的方式办高等教育,会有好果子吃吗?教育部也知道欲盖弥彰,迫于压力,也不得不说了些实话。

    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前不久在《今年全国新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监测报告》中称:

   “对全国280所地方本科高校监测发现,专业设置与结构调整的合格率仅为57.11%,部分本科高校专科专业占到专业总数44.78%;教学质量控制合格率仅为57.82%;新生报到率最低的本科院校只有73.06%,在地方本科高校中有1.81%的学校新生报到率低于80%,13%的学校新生报到率低于90%”。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日益低下,其原因除了师资水平下滑外,管理队伍中充斥着大量南郭先生,尤其是地方本科高校、高职高专。这些从中专翻牌过来的高校,其管理层中很多人(包括某些院校级领导)是原来中专毕业的留校生,初始学历只是中专。自己都没有系统地接受过高等教育(在职研究生的文凭还是有的,那种文凭的含金量有多高,你懂的),又怎能把一所高校管理好呢?

 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日益低下,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速生鸡”式的高校,缺乏老大学几代学人惨淡经营形成的优良和独特的教风、学风,缺乏一所大学应有的风骨和灵魂。不止一所高校出现过几十个教授在抢一个教务处长岗位的闹剧和丑闻。一个正处级干部,只能算作小吏,在解放前旧大学里,教授们是不屑一顾的,而今天竟然使一群“叫兽”垂涎欲滴,这种学校还能称“大学”吗?此情此景怎不使人喟然长叹。

中国大学中某些曾经使人肃然起敬的“百年老店”,如今也普遍“缺钙”,吃再多的“钙尔奇”,骨头也硬不起来。教授学术剽窃若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被曝光,将是举国震惊的“惊天大案”,而在今天则是“小菜一碟”,属于“偷书不算偷”。熠熠生辉的“985”、“211”,如北大、清华、复旦……等不少教授都有学术不端的“案底”。

此外,撇开很多教授是否有真才实学暂且不谈,这些人的道德人品,比市井无赖、泼妇也好不到哪里去。

例如一个自诩为孔圣人后裔、堂堂北大人文学科教授,整日“国骂”不离口,在公开场合骂香港同胞是狗;骂美国国务卿是婊子,这种人文学科教授身上,哪儿能找出一点点人文气息?但这种货色居然被北大校长视为宝贝疙瘩。北航(1952年主要由清华大学航空系组建而成)的一个副教授,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的分歧,竟当街殴打一位耄耋老人。此事若发生在老清华,梅贻琦校长得气得吐血,而今日北航校长则处之泰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这种斯文扫地的丑闻,翻遍北大清华的百年校史,翻遍中国百年的高等教育史,也找不出这样的“叫兽”。

最近,“600多所地方院校将转职业教育”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很多高校人士,包括学生、家长的质疑、焦虑甚至是恐慌”。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为个体的人尚且应该如此,作为一个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在一系列影响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事上,焉能不做周全的“远虑”。而某些高层决策者们可能出于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也可能出于因工作陷入困境,以致病急乱投医,把《三国演义》中蒋干的现代版当成诸葛亮,轻率地偏听某些喝了几口大洋彼岸洋墨水“专家”的蛊惑,从而造成现今中国高等教育处于进退两难、骑虎难下的窘态!

一个武汉大学毕业,到美国度过几年金,后来回国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副代表叫汤敏的,1998年“从经济的角度提出”,“根据当时的情况,第一经济启动不了,当时是亚洲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老百姓不愿意买车买房,总理亲自出面抓GDP,希望能够达到8%,那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候。于是我们提出来,教育是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那时候上大学多难啊!一百个人里只有三四个人能上大学,群众有大量的需求”。

“还有当时是中国下岗最严重的时候,学校中上千万青年人提前四到七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跟进城民工或下岗工人争夺工作岗位。与这些初、高中的青年人才相比,下岗工人在竞争处于劣势,就会被这些青年挤出去。如果把学生放到大学里,就可以给成千上万的下岗员工腾出岗位来”。

“对于扩招这个问题,很多人是泛泛地谈,而我们是给出很具体的建议认为大学三年内扩招一倍是完全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我们谈得很具体,所以比较容易引起高层的重视”。

(以上引文摘自2007年11月13日 《腾讯财经》的《汤敏:从亚洲开发银行回来的“海归”》

    

    汤敏的上述建议被高层基本上和盘接受,加之中国教育高官们的推波助澜,于是就有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汤敏也被推上了“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的宝座。

教育部明明搞了高等教育“大跃进”,却死不认账,硬说是“大众化”。汤敏干的是货真价实的教育产业化,同样赖账,不想戴“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这顶“皇冠”。因为用教育产业化来解脱经济的困境无疑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这一点汤敏是心知肚明的。

1999年以来的中国高校的大翻牌、大合并、大扩招,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市场化高等教育“大跃进”。通过15年的实践,其产生的后果已经逐步败露出来。

后果之一是高等教育质量大面积滑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如同几十年前在边远农村的中小学,小学毕业生教小学;初中毕业生教初中一样,还能谈什么“教学质量”?

后果之二是读了大学学不到真本事。读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以后升格的大学,既学不到通识教育扎实的基础理论;也学不到专业教育密切联系实际的专业技能。

中国教育的高层决策者们,在十三、四年内把高职高专从474所增加到1321所,增长了2.79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看来办高职高专“省钱”。十多年来,本科教育的生均经费竟然是高职高专生均经费的3到5倍之多。其实,办高职高专花钱绝不应该比办本科要少,因为高职高专大部分专业对职业技能培训的要求都非常高,需要在现代化的先进设备上进行各种足够的实习实训。而现在政府拨付给高职高专的生均经费,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在设备数量少,且陈旧落后、师资技术老化、训练课时不足等各种“并发症”的作用下,神仙也培养不出能适应经济建设需要,技术过得硬,上手快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德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取得巨大的成功,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做出巨大贡献,其声誉和社会地位绝不亚于本科教育。人家是下了“血本”才取得的,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

    其实,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并非世界“孤本”,在神州大地上,也出现了为数极少的高职“幸运儿”。

早在2009年,生均经费标准就与普通本科“平起平坐”的深圳高职院校,以及某些省市个别公办示范高职,由于地方财政大力支持,其“高大上”令西部高职的教师看到后感慨为“一个开法拉利,一个骑自行车”。

这些“幸运儿”所在的地方教育部门的决策者们的“特立独行”,显示了他们的教育理念比起他们的上级高明和先进得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地区对高职的高度重视和对高职做了不低于本科的巨大投入后,从而出现了高职高专教育质量高、人才抢手、就业不仅容易而且待遇高,家长和孩子愿意读,学校招生门槛提高,随之生源质量水涨船高,以致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叫“善有善报”。

当前中国高职高专“幸运儿”以外的毕业生,基础理论不如本科,技能不如专业培训学校,使他们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这完全是 中国教育的高层决策者们对高职高专长期奉行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后果之三是,高等教育的“产能过剩”。用不了几年,由于高招生源的逐年锐减,将首先使大量三本、高职高专无生可招,并且这种衰减效应将继续波及到高等教育“大跃进”以后“大合并”和“三级跳”组建的地方本科高校。那些曾经辉煌一时,夜晚灯火通明的大学城,将有相当一部分要关门落锁、黑灯瞎火。

    从五、六年前开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就在逐年下降。江苏省今年出现了“六连降”,从2009年的54.6万人下降到现今的39.29万人,减少了15,31万人,为2009年的28%。这种情况并非江苏独有,而是全国皆然;而且这种情况的可怕之处是还将不断延续下去。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由于适龄人口的不断减少(这完全可以通过向国家计生委查询,并与之沟通而预见到的,但由于教育部的不作为而酿成如今的苦果);二是适龄人口对毕业后严峻的就业形势失去信心。如今人才市场,非“985”、“211”几乎免谈。花了可观的学费读一个三四流的大学,毕业后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比登天都难。与其毕业后“大学毕业生起薪不如农民工”,或干一份蓝领的“苦力活”,不如弃考。

家庭条件不好的农村孩子,当年满怀“知识改变命运”的热望,在父母“砸锅卖铁”的支持和期盼下,读完3—4年三、四流大学,“命运”并没有多大改变。“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中国的高职高专,靠“985”、“211”那点残羹剩饭维持着半饥半饱。而近600所高等教育“大跃进”以后升格的地方本科高校,它们的心思,一是放在不断扩大规模上,从原来2千多在校生的中专一跃成“万人大学”还心有不甘,还在向二万人、三万人大学……的目标“前进!前进!进!”二是要与高职高专“划清界限”,特别要与职业教育“划清界限”。其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申报硕士点,尽管力不从心、志大才疏,但即使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也要“借鸡下蛋”,实现零的突破。因为这些校长心中的“小九九”是只有把学校做大,硕士点实现零的突破以后“芝麻开花节节高”,“水涨”了,自然“船高”。至于教学质量,只要通过评估,就是“硬道理”。而教育部那个评估是个什么东东,你懂的。

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这个上届政府的遗留下的遗产,使中国教育高层覆水难收、骑虎难下。用“600多所地方院校将转职业教育”,也无法把“大跃进”的屁股擦干净。那位“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在对采访的记者说“如果我们扩招扩错了,那我们减招就可以了”。这是信口雌黄和逃避责任。如果是一个卖煎饼的小贩,由于估计不足,今天做了100张煎饼,但只卖了一半多,那明天就少做一些。而建一座大学城需要几十亿上百亿资金,耗费若干年甚至十多年。全国的大学城有50多座,全是举债向银行贷的款。至今没有一所大学向银行还了贷款的。如果银行像对一般私人房贷者那样按章办事,大学城内的所有大学都得破产。50多座大学城的“产能”,数年后一半会没有需求。“减招”是可以的,但债务和利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减免。
    大学“产能过剩”,必然导致大学校长、书记、系部处干部、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直至看大门的人员过剩。“减招”是可以的,但这些人及其老婆孩子的饭不能不吃。这些人向何处去?

当初国企改制、减员增效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大面积工人下岗失业,以及给社会稳定和谐造成的负面效应,至今尚未消弭,如今大学城再来一个大折腾,社会有多大的承受能力?

十多年前河北廊坊大学城建成时何等风光,然而曾几何时,人们就发现大学城的“屁股”上尽是屎,至今也没擦干净。没想到与廊坊大学城有着同样高等教育“大跃进”“DNA”的全国50多个大学城,步廊坊的后尘竟然步得那么快。

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拉的屎,那位“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是不会去擦的。人家“副代表”不当了,当上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但高官厚禄一样没有少。

当年对“蒋干”们“从善如流”、礼贤下士,把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推向顶峰的高官,也不会为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来“擦屁股”。他们中有的人后来从更高的位置上退下来,至今享受着让人“羡慕嫉妒恨”的fg级退休待遇;有的人虽然灰溜溜地从“国子监祭酒”位置上下来了,可没多久又捞到一个“工部尚书”的职位。至于教育部的司局级干部更不会来为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擦屁股”了,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只是为高等教育“大跃进”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而已,又没有拍板权。不过这些人退休前都到“985”大学当了几年掌门人,如今退下来都享受副部级退休待遇,过得滋润又潇洒。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各种学会中担任会长,到处摇唇鼓舌。

50多座大学城,在各地留下了一堆烂账,但是银行绝不会去“擦屁股”的,因为借钱的是大学,担保却的是政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银行知道这些钱如果最终确定为坏账的话,省市政府不买单必然由中央政府买单。

说到底,最终给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擦屁股”的只是中国的纳税人。除了看得见的一大堆坏账以外,还有以后因“产能过剩”导致的人员安置,大学城闲置资产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表面上看是政府来收拾残局,但归根结底还不是由纳税人用血汗来买单。更为重要的是错误的决策,对中国人才培养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延误,其损失是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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